“铿锵有力，不愧是专业的。”8月17日晚上，在上海书展举行的“昭陵两骏望长安——追寻国宝流失的故事”暨《望长安》新书分享会结束后，读者们在第三活动区排队，等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签名。这时，第一财经记者听到有人这样评论霍宏伟的讲座。

记者抬头一看，旁边站着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他头发略微泛灰，戴着无框眼镜，穿着蓝色POLO衫，腋下夹着一个红色精装大本子，正和另一位年轻男子轻声交谈。

起初，记者以为这位中年男子是霍宏伟的学术界同侪，或是出版社领导。一聊才得知，他叫乔桥，是山西省太原市第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买了Z198次列车的硬座票，在火车上坐了一个晚上才到上海。乔桥在2016年知道上海书展，次年开始亲赴书展，除了疫情三年被迫停下脚步，今年是第五年逛展。和他交谈的年轻书友小李，来自北京。

对49岁的乔桥来说，每年暑假离开山西，独自花几天时间在上海逛书展，是一趟精神朝圣。这种感觉，和19年前他第一次到上海，就直奔神往已久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心情一样。

他告诉第一财经，上海书展吸引他年复一年地来，是因为这里总有些不期而遇的人，能收获或大或小的惊喜。他喜欢这些意外，享受这种体验，回去后会把精神的愉悦和滋养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在教育越发内卷的大环境下，学会感受生活，积累生活，而不是成为一台台考试机器。因为说到底，“语文就是生活”。

8月20日晚上9点，第20届上海书展落下帷幕。专程从1300多公里外赶来的乔桥也完成了第五次书展之旅。可以说，他见证了近年来上海书展的魅力和人气，上海书展也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以下是8月17日、18日，乔桥在上海书展现场对第一财经记者的讲述。

书展“特种兵”

我1975年出生在山西一个工人家庭，父亲热爱读书和写作，我从小受其影响，也爱看书，尤其喜欢《童话大王》杂志。2015年底，“童话大王”郑渊洁来太原参加活动，当时40岁的我欣喜不已，给郑渊洁写了长信，专门去火车站接站，请他在我精心收藏的《童话大王》创刊号上签名，后来，还把郑渊洁与我合影的照片挂在家里醒目位置。

这件事之后，我体会到了“追签”的意义，尤其是追那些伴随我成长、留给我回忆的人所带来的美好感受。

我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寒暑假参加书展。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太原、包头、深圳、西安、济南等地举办时，我都去了。2016年，我开始关注上海书展，在网上看到很多书展的活动和报道，被吸引了。从2017年起，除了疫情三年，每年我都会来。

我对上海有特殊情结，从小就看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书。工作后，我买了不少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小时候看动画片，片头每每闪动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几个字，总让我心向往之，太多上美影的动画片充盈着我的回忆。2005年寒假我第一次来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朝圣一般去万航渡路618号，亲眼看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我对物质要求不高，每次往返上海都坐火车，买硬座，夕发朝至，不耽误时间，在火车上读读书，打个盹，也就到了。我来上海不是旅游，住的地方也简单。2017年至2019年，我都住在延安西路附近一个招待所，离举办上海书展的上海展览中心很近。疫情三年没来，去年再来时，那家招待所已经关门。这两年，我在北京西路附近找了一个酒店，走十多分钟就能到上海展览中心，房间很小，一晚上210元，应该是书展附近最便宜的单间。

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事情很多，每次来上海只能待三四天，但这几天“劳动量”特别大。我是15号上午10点到的，在酒店简单收拾一下，中午12点就进了书展会场，一直待到晚上八九点才走。你遇到我那天，8月17日，我和小李一起，从上午9点进场，也是待到晚上快清场。

太原家里的书太多了，书房的三面墙都放满了，我又舍不得扔，我妻子只好把书装进大纸箱子，再放到书柜顶上。所以每次逛书展，我会买些文创产品，尽量不买书，了解新书动向后，回去再到图书馆借。

书展上，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见我喜欢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听他们的讲座，二是找他们签名题词。我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个红色精装大开本的白页笔记本，还有若干信封。每次来上海前，我就在信封上画好艺术家的肖像素描，贴上专门搭配的红色繁体“艺”字邮票，再去上海展览中心所在地静安邮局加盖日戳，然后找机会请相关艺术家签名。

书展活动太多了，一场接一场，中午都不停，进来就走不了。每天我忙得午饭都没时间吃，最近两年都是这样咬咬牙忍一忍过来的，不过最大的好处是在展馆内不怕日晒雨淋。

书友群里很多人都说，夜幕降临后，上海展览中心的灯亮起来特别好看。我来书展这些年真是没注意过，一心都投到活动中去了。

有情感基础的追签

书友们把找作家、学者、艺术家签名叫“追签”。我的理解是，“追签”就是要让我引起“追”的冲动，要对作者感兴趣，喜欢他们的作品，有情感基础。

8月15日，来上海的第一天晚上，我去书展分会场思南文学之家听讲座，上海作家孙甘露和安哥拉作家若泽·阿瓜卢萨有一场对谈。之前，我看的都是欧美经典文学作品，对非洲文学不了解，就去听听，但是没找若泽·阿瓜卢萨签名。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作家，哪怕名气再大，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没看过他的书就去找人家签名，总觉得怪怪的，我不会盲目“追签”。

我的签名本里有个“重磅”签名，是去年上海书展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的题签，那天他发布新书《康震诗词课（青少版）》。康震讲解诗词非常好，我有不少学生是他的读者，我就想给学生看他的签名。当时人特别多，康震本来不题词的，我等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只给我一人题签了。回去跟小李说，他都羡慕死了。

为什么我能有这样的待遇呢？这和我去另一场书展有关。去年7月，我到济南参加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为了得到喜爱多年的艺术家濮存昕的题签与合影，我也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组织活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肖丽媛看到了，把我悄悄拉到旁边，说她稍后会帮我。我跟人家素昧平生，得到这份意外帮助，也算一份书缘。没想到半个多月后在上海书展，我又见到肖副总编，就跟她打招呼，说我每年都来，她开玩笑说，“你这可是够虔诚的！”所以康震活动快结束时，肖副总编就跟他说，“这是我朋友，给他写上两句话吧。”在上海书展这个平台，我会遇到一些贵人，他们真的能够帮我圆梦。

2017年是我参加工作20周年，那一年第一次来上海书展，收获也最大，正好赶上“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参加“语文教师小丛书”（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我刚工作时就知道于漪老师，她是我的偶像，但一直没机会见到她，没想到她也来上海书展了。那时，我们还在用苏教版教材，于老师有篇散文《往事依依》出现在七年级上册。后来我上《往事依依》时，给学生们看我和于老师的合影、她的题签，这样就拉近了学生和课文的距离。

“语文就是生活”

太原十五中是市里第一批省重点中学，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学校还有行政管理工作，精力有限，就只代初中部一个班的语文。

这两年，网上都在说“山河四省”高考特别难，家长想尽各种办法给孩子补习，教育局把升学压力层层传递下来，学校对教学有很多要求。有时候我急了，也会对学生发脾气，发完脾气，又觉得自己可恶，是一个庸俗的人。但被现实逼迫着，我不能天天上课只讲浪漫，最后学生考不出分来。

不过，学校也说，“以生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把学生当作人，而不是成为考试工具。我觉得，一个语文老师不得不面对升学和应试的现实时，首先要自己内心丰盈，自己对生活有憧憬和期待，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丰富。长大后，他们才能成为一个能从生活中找到快乐，找到自己喜欢的、追求的方向的人。这样，哪怕他们的生活平凡而单调，也会有一份坚守。

所以上课时，我尽量平衡，不把语文当成为了分数而上的课——语文也最怕为了分数而上，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上海有一个期刊叫《语文学习》，我订了好多年，杂志封面上原来有一句话“语文就是生活”，这句话对我影响太深了，我也一直信奉着这句话。

三年后，这些孩子就从我这儿离开了。不能让他们一回想起初中，就是语文老师教怎么答题，怎么写作文套话，怎么写一堆毕了业就可以统统忘掉的应试的东西，除此之外对乔老师没有任何回忆。要是当成这样的老师，也挺悲哀。

所以我跟每一届学生都讲：“同学们，跟我一起来品味这句话，‘语文就是生活’。”我告诉他们，只要活着，只要每天有喜怒哀乐，只要能够感受到成长中的酸甜苦辣，这些生活经历就是语文素材、语文体验。想找人倾诉，肯定要转换成语言表达，哪怕是内心独白，也要组织语言，都得有文字和表达能力。不管孩子们能不能理解，我都这样给他们说。现在也许他们不懂，说不定将来某一天他们会明白，“语文就是生活”。

书展上的奇遇

我来参加上海书展，就是积累我的人生经历。每年上海书展，不是那种平平淡淡的，今天有谁的活动，我去排排队，签完说个“谢谢”就回去，而是总有些或大或小的奇遇、惊喜在等着我。

就说今年书展，我的奇遇可多了。8月15日晚上，我无意中路过新书《三毛学雷锋》（彩绘版）首发式，偶遇活动现场的漫画家孙绍波。孙先生不仅给我签名，还三笔两笔就画出一个惟妙惟肖的漫画自画像。

8月17日下午，主持人曹可凡的新书《可凡倾听：倚楼听风》发布会结束时，我恰好路过友谊会堂，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凑过去一看，中间有位戴礼帽的中年男子。当时我没认出来是谁，旁边的人说是钢琴家孔祥东，是《可凡倾听》的嘉宾。我也是完全没想到在书展还有机会追签孔祥东，赶紧掏出本子，请他题签。孔祥东人非常好，有求必应。我很享受这种意外“捡到”的收获之乐。

8月18日上午，歌唱家关牧村来参加自传新书《我和我的歌》首发。我听她的歌长大，父母也很喜欢她的歌声，就很想跟关老师合影，所以我精心准备、志在必得，提前画好有她素描肖像的信封。后来，在其他歌友的帮助下，我跟关牧村老师夫妇合影留念。关老师也在我准备的信封上认真签名。我拿着这个信封，像拿到宝贝，因为一笔一画的描摹融入了我的心血，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收藏，我很享受这种获得的过程。

我读过《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很喜欢这本书。起初，我以为给樊锦诗先生写口述史的作者顾春芳是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中老年学者；去年，我看到书展上有顾春芳的活动，决定去见一见她。

到了活动现场才发现，顾春芳老师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不仅人长得美，气质优雅，谈吐也特别优美。她讲话亲切，没有那种习惯性的赘余口头禅，连多余的过渡性词缀都极少，每句话说得很干净，口语表达极富美感，用词也很讲究，让人听得愉快舒服。

能听到那样一场高质量的讲座，对我来说既是惊喜，也非常有幸。一位美学教授，用美的语言，给我带来一次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如沐春风。那天下午，我在思南文学之家待了近四个小时。

有书展，就有盼头

逛书展虽然很累，但每天回宾馆的时候真的是满载而归，精神上的收获不是拿钱能买来的。有些学者要想在书展上看到，有时一等就是好几年。

我一直想找明史学家樊树志先生签名，几年前本来有一次机会，结果错过了。去年上海书展，我看樊树志有新书《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发布，就去现场等，结果他没来。今年他又有五卷本的《重写晚明史》再版，还有新书《人世事 几完缺——啊，晚明》，我想这次出书这么多，老先生应该会来吧。17号晚上我又去等，结果老先生还是由于身体原因没来。想想他已经87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见到。

我妻子是护士，工作非常忙。前面两年因为孩子小，每个假期我来参加上海书展，一走就是几天，她还是挺反对。现在孩子大了，她看我也是真的喜欢逛书展，就慢慢转变了态度。在我的影响下，妻子和孩子也爱看书。

不过，有些同事不理解。有人说：“瞧瞧你都快5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颠儿’的，跑到这跑到那，追个签名，这是图啥？”他们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

确实，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都是怎样多挣钱。有些同事的想法我能理解；时间长了，可能他们也会慢慢明白，我也有自己的追求，不是只有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就满足了。

书展上获得的精神享受，也可以让自己在世俗之外，内心保持一种纯粹。我也不敢说自诩清高，跟别人不一样。世俗的生活还得过。有一个特别巧妙的比喻就是，人要活成像铜钱一样，外圆内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内心有坚守、有原则、有立场，要“方”，外在的“圆”意即还得学会适应，否则也活不下去。

一年一年来上海书展，我有种“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感觉。想想从2017年开始来，一晃七八年就过去了，又觉得“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年我的白头发也多了不少，但我对书展的热情没有衰减，说穿了就两个字，喜欢。

起码我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知道还有那么多值得期待的事。比如说我今年回去之后，就会开始满心期待着明年的书展：能见着谁？还有什么奇遇？人最可贵的就是要有个盼头，有个期待在前面。哪怕现在我工作再苦再累，天天加班写材料、备课批作业，只要一想到明年的书展，心里就踏实，觉得加班算啥，咬咬牙今天晚上把它弄完。

对我来说，逛上海书展，就是给枯燥单调的生活加点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