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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大脑中的关键蛋白,她的发现如何支持脑疾病研究

导读 如果大脑中掌握学习与记忆的分子开关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抑郁症、认知障碍、中风、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之相关联,...

如果大脑中掌握学习与记忆的“分子开关”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抑郁症、认知障碍、中风、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之相关联,竺淑佳就是研究这个关键“分子开关”多年的科研工作者。

“我们实验室一直关注大脑中的一类兴奋性谷氨酸受体,叫NMDA受体,它在脑内广泛分布,是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关键分子开关。”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下称“脑智卓越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组组长竺淑佳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鉴于NMDA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性,它一直是神经科学关注的热点。从研究生开始就从事相关研究的竺淑佳如今已经和NMDA受体打了近十八年的交道,她表示,未来将继续围绕NMDA受体及脑疾病开展研究。“未来神经科学甚至生物学的研究范式,将会是高度交叉融合多学科整合的研究范式,因此也需要交叉学科的人才来推动神经科学的发展。”

“看清”NMDA受体有何意义

NMDA受体在大脑信号传递和突触可塑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任何导致NMDA受体功能异常的因素都可能促进相关疾病的发生。除了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帕金森病、癫痫、自身免疫性脑炎等疾病,若新生儿的基因存在NMDA受体突变,也可能在发育过程中存在智力障碍,语言迟缓等相关问题,但是针对这些罕见病的基础研究进展仍很缓慢。

2016年竺淑佳全职回国后,开始担任脑智卓越中心突触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组组长。竺淑佳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研究团队主要有三个重要研究方向,第一个是研究大脑突触上的NMDA受体,第二个是和临床紧密合作开展神经自身免疫性脑炎以及NMDA受体突变罕见病研究,第三个是基于脑疾病机制和结构生物学发现,与AI团队合作加速开发出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先导分子。

“作为一个做基础科研的团队,我们最大的兴趣还是回到大脑中去研究原位NMDA受体的结构和功能。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年NMDA受体,以前的研究范式都是用体外重组表达系统。但这不代表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个受体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她对记者解释,因此他们实验室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开发新技术将大脑里的受体“拉”出来,再去观察具体的组装模式,去看它跟突触膜上其它蛋白的互作形式。“这又帮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天窗,我觉得这个可能差不多够我做一辈子了。”她笑称。

之所以该方向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些结构无法被谷歌AI模型阿尔法折叠(AlphaFold)所预测。她告诉记者,AlphaFold是基于以前的结构信息做预测。一旦他们自己建立了这套新的范式,就可以去看不同发育阶段不同脑区的动物,以及各种脑疾病的动物模型,它们脑子里NMDA受体是怎么在微观层面发生变化的。

虽然从事基础研究,竺淑佳也经常思考她的工作如何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们以前的研究范式很多都是基于实验动物,没有结合临床病人实际情况。我常跟临床神经或精神科医生聊天,找找临床难题和困惑,并展开临床脑疾病机制探索的合作。”她说。

作为关键的分子开关,NMDA受体突变的话小朋友就会患上罕见病,导致大脑发育迟缓、学习与记忆障碍,这也是他们团队目前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几年前有一位外地的医生联系到我,希望考取我的研究生,因为这位医生的孩子携带了NMDA受体突变。他的微信群里还有几十个像他一样的罕见病患者家长。基础科学虽然经常需要自由探索,但这个时候你能感受到社会其实对我们有更多的期待和需求。”竺淑佳说。

除了上述两个方向,她还希望能基于脑疾病机理探索和结构生物学发现,去开发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先导分子。

近年来,针对NMDA受体的药物,如美金刚、S-氯胺酮,右美沙芬都是领域内的明星药,但人们对NMDA受体仍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2021年7月,竺淑佳和团队在《自然》上发表研究论文《氯胺酮作用于人源NMDA受体的结构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冷冻电镜给NMDA受体膜蛋白拍了很多“照片”,直到看清它的结构细节和运作机制,解析了NMDA受体结合快速抗抑郁药氯胺酮的三维结构,及其抑制NMDA受体活性的作用机制——这些发现将推动新一代基于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新药研发。

她透露,目前这一成果已经通过和人工智能分子设计的团队合作,高通量快速筛选先导分子,获取具有我国自主研发产权、起效快副作用小的新一代快速抗抑郁化合物,“已通过小鼠行为学初筛,获得了一批候选分子”。

教育要重视多样性

“我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做的母亲和老师(带学生)。当母亲和当老师有很多共性。”

作为一个研究大脑发育的科学家,竺淑佳对教育的看法也随着“解锁”了不同身份而变得愈加多元。

“我们大脑发育有一个关键期,大概就在2~6岁学龄前。所以‘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话是有神经科学机理的。”她说,孩子关键期性格的塑造、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陪伴得越好,孩子人格越完善。

谈到现在社会上的“鸡娃”现象,竺淑佳也有不同看法:“有的父母愿意花时间和金钱把孩子送到培训班里,他们坐在培训班外面等,如果说这些家长把时间用来自己陪伴和教育,不仅能增加亲子关系,还可以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直接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带科研团队,竺淑佳一直在强调要注重个体的差异。“时代的变化对研究范式产生新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把被动的、只是知识点输入的学习方式,转变为一种主动提问的学习方式,因为人类的好奇心是不会被AI所取代的。”

在她看来,如今教育面临的挑战,是评价体系比较单一,但每个孩子和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作为老师和家长要思考怎么把他们的闪光点放大。“不要给他们设立各种条条框框,教育最核心的点是保护每一个学生和孩子的个性,放大他们的优点,而不是去追寻教育的趋同化。”

加强对青年人长期稳定支持

作为一个青年科技人才,竺淑佳30岁出头回国担任研究组组长,这也和我国目前的科研人员年龄分布情况相符。

《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平均年龄为35.9岁,呈现年轻化和高学历化趋势,青年科技人才在很多领域已成为攻坚克难的排头兵。

如何让资历尚浅的青年科研人员获得长期稳定支持,也是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对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力度,更好发挥青年科技人才决策咨询作用,减轻青年科技人才非科研负担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比如,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用于支持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自主研究,有条件的单位支持比例逐步提到不低于年度预算的50%。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提出“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

这些政策举措,放到竺淑佳近二十年的科研工作中,则有更具象的感受。

她说:“我十年没有回法国,去年应邀回了一趟,发现同时期跟我一起在那读博士的法国人,去年才在巴黎的研究所找到助理研究员岗位,而我已经在这里当了七八年的研究员,已有稳定的团队和国际化的合作。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国家对于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人群给予了相当充足的支持。”

竺淑佳说,在神经科学研究所她基本不用操心科研以外的事情,可以花90%以上的时间待在实验室,和学生一起做实验、讨论课题、一起解决问题,虽然他们面对的国际考核评审的压力依然不小,但平常他们很少受到干扰。

“所以对于青年科研人员,外部需要去创造一个环境,给予自由的时间和充足的经费让他们去做自由探索的东西,而不是在早期就用文章、论文、专利这些东西去评估他们。让年轻科研骨干能安心坚守做好基础科研。”竺淑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