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机制与工具。在政府政策顶层设计的框架下，通过市场机制为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有助于引导碳排放潜力大的产业逐步更新技术设备，优化能源结构与产业布局，促进高排放行业率先达峰，营造良好的低碳发展环境。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启动两年多，初步确定电力行业履约企业作为交易主体，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市场活跃度低等问题。未来，全国碳市场有必要进一步扩容，拓展覆盖范围及交易主体，以提高碳市场的有效性。

在这一过程中，对居民消费者碳足迹的测定和交互机制的设计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家庭消费占比约2/3，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预计家庭消费碳排放持续增加，消费端具有极大减排潜力。对此，多地政府开展制度创新，积极推行碳普惠机制，制定居民碳足迹测量标准，探索个人碳账户与碳市场之间的交互模式，为居民消费者融入全国碳市场框架做出有益尝试。推行碳普惠机制，对于减少居民碳足迹、转变能源结构、推动绿色转型有重要意义。

碳普惠机制的前瞻性实践与展望

碳普惠制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作用相似，但在作用原理和实施目的方面存在不同。

首先，碳普惠制主要用于规范和引导消费市场，推动居民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转型。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主要用于约束生产端，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动企业将环境外部性纳入成本，促使其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提升自身能源效率。

其次，碳普惠制是基于环境行为和激励理论推动的，其核心在于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借助公众资源的投入与政府的政策引导，共同达成减排目标。相较之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遵循科斯定理的原则构建，其焦点在于对碳排放规模较大的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规制与约束，增加其经营成本，让其为环境负外部性“买单”，从而倒逼此类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进而改善绿色生产效率。

当前，众多地方政府正积极探索多样化路径，旨在引领个人消费领域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在此过程中，各地的碳普惠机制持续演进。特别是碳积分体系，在众多城市中已得到深入推广与实施。代表性的实践模式按发起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地方政府主导型。其中，广东省在推进碳普惠方面，将用户的特定低碳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碳积分或可用于抵消实际碳排放的省级碳普惠核证减碳量。这一创新机制为商户和各类组织提供了收集碳积分的新途径，这些积分又可用于换取部分政策优惠或直接进行交易。

浙江省的碳普惠体系则更加注重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全面覆盖，并将这些行为转化为累积的碳积分。为了激励居民持续参与，浙江省在首批活动中推出丰富的权益兑换选项。

金融机构主导型。中信银行的“碳账户”体系构建了一个从数据采集、计量、累积到应用的全链条模式，其显著优势在于广泛的接入标准但又强大的互认互通能力。这意味着，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不同平台上积累的碳积分都能实现对接和兑换。

企业主导型。支付宝“蚂蚁森林”依据北京环交所、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提供的科学算法，计算用户能量，然后转换为蚂蚁森林种树，通过公益组织去真正植树。

国家电投的“低碳e点”项目巧妙构建了一个员工碳账户体系，此项目详细记录员工的低碳行为。员工们可以通过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动以积累碳积分，进而参与集团举办的“低碳达人”评选，展示自己的环保成果，同时还有机会在“电能e购”平台上享受专属福利。

推行碳普惠制面临的挑战

居民绿色行为数据分散，数据算法不一。要让消费端的减碳行动具备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关键在于建立科学严谨的减碳测算方法和统一的碳计量标准。中国目前各类碳普惠制平台多，鉴于各平台在数据收集与计算方法上的差异，存在重复计算现象，导致用户跨平台积分与碳积分的精准度不高等问题。事实上，很多低碳行为没有得到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有关方面的准确定义和披露。

绿色低碳行为市场连通性不强。当前，众多平台获得权益的方式普遍是积分兑换，然而，这些平台之间以及它们与碳交易市场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居民碳普惠制的推广与社会基础设施的融合亟待解决。例如，如何将碳普惠的措施与公共交通、城市规划、垃圾收集和处理等社会基础设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各个平台协同起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激励方式单一，促进减排作用有限。个人端碳减排量小，减排获得的直接收益有限，居民对其敏感性较低，要建立倒逼机制，让个人的减排量更值钱，居民更有动力减排。居民碳健康政策只采用了经济奖惩手段，以期进一步推动低碳转型。然而，这种方式容易使居民产生对政府扶持的依赖性，而如果政策无法延续或政府发生变化，居民减排行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导致政策推广缺乏可持续性。

此外，居民碳健康激励中所使用的经济奖惩手段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联系过于简单，除激励居民减排行为外，政策制定者也应重视建立低碳文化以及相关减排意识，从而形成更为深刻和长远的低碳理念与消费习惯。

居民本身缺乏认知。大部分居民对于碳交易和低碳生活方式缺乏认知，有较大的认知障碍。由于缺乏机制促进，居民的碳减排动机并不强烈。要让居民参与居民碳普惠，需要从环保教育、宣传等方面入手，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推行碳普惠机制的政策建议

个人碳账户的合理设计是碳普惠制的基础，科学设计个人碳账户平台需要完善交易运营、碳排放知识普及、平台社交激励功能、碳减排志愿活动等功能。

具体而言，首先建立一个安全、透明的系统平台，允许用户将其剩余的或超出的碳排放配额进行转让。随着用户转让的碳排放权不断积累，当到达一定规模后，平台会将这些碳排放权转化为标准化的企业碳排放权单位，以便在碳交易市场上流通。

交易路径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平台为需要增加碳排放权配额的企业提供直接购买渠道。二是对于拥有大量碳排放权的平台，可以选择将部分或全部碳排放权投入期货市场进行交易。

平台的奖励机制可以参考以下途径：

一是当个人用户自愿将其碳排放权出售给有需求的企业时，平台作为中介，不仅促成交易，还鼓励企业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回馈给用户。二是当平台通过实时监测发现用户当期有明显的节能减排行为时，平台直接奖励用户。三是平台定期举办如“绿色出行挑战赛”“低碳生活创意大赛”等各类活动，参与活动的用户不仅可以获得物质奖励，还可以通过参与并展示他们的减排成果增强荣誉感。四是设立邀请与公益奖励机制。当个人用户成功邀请新用户建立碳账户或参与平台上的公益活动时，平台同时给予双方奖励。

对于推动碳普惠机制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碳普惠机制顶层设计政策。全面规划碳普惠机制体系建设，利用数字化平台扩大碳普惠市场规模，推动建立全国碳普惠平台。充分运用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等技术来实现碳减排数据的共享与融合，以解决数据孤岛和重复计算等众多碳普惠平台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是深化碳普惠激励机制的多元化与覆盖面。建议在确保社会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对创新且实用的碳普惠激励模式的开发力度。可以汲取国内外成功模式的经验，将碳账户体系与金融信用体系深度融合，同时防范伴随碳普惠金融化可能产生的风险。开发低碳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低碳产业领域的应用场景，研发更多创新性、低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低碳食品、垃圾分类与再生利用方案、低碳交通出行方案等，让公众使用更加方便、自然和低碳的商品和服务。

三是将碳普惠机制深度融合于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之中，积极联合相关碳普惠平台共创合作机遇。此举措可以将员工的低碳实践行为正式纳入企业管理体系，从而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在加快个人碳足迹、碳账户建设的同时，保障个人数据信息的安全。从量化用户的碳积分到与碳交易平台对接，从面向个人到与企业并行，从政府的补贴到与成熟的企业合作，各地目前在碳积分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将持续为未来建立统一的居民消费领域碳交易体系奠定基础。

四是增强公众认知和教育。加强对公众的碳减排认知教育，提高宣传的覆盖面和精准度，使公众进一步了解碳交易和低碳生活模式。在公共场所进行碳减排理论及实践教育，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媒体发布信息，推出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的案例，同时在社区、社交网络等场所宣传低碳发展文化背景等提高公众认知水平，让低碳教育进一步渗透到社区、家庭、学校和企业等不同层面。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