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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碎片还原艺术大师,美术史研究需要更多“物料”

导读 濡染家风:李可染家书中的艺术与人生正在上投大厦外滩111艺术空间举行。展览以艺术家写给子女的家书为主线,结合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勾...

“濡染家风:李可染家书中的艺术与人生”正在上投大厦外滩111艺术空间举行。展览以艺术家写给子女的家书为主线,结合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勾连起他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创作。

展览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单纯地展示艺术家作品,而是充分利用其家人珍藏的信札、手稿、照片等文献资料,还原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境,尝试从一个更为人性化的角度,去理解其艺术创作的背景和内涵。

在7月4日举行的艺术沙龙“可染家书:以历史碎片重建经典的诞生”上,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和李可染家人分享了本次展览诞生的前因后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提出,艺术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作品本身,需要更多这类原始物料,如果美术馆只收藏绘画,忽略了作品的创作过程,那它的藏品是不完整的。

一个有温度的展览

给一个经典艺术家做展览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本次展览策展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丛涛坦言,在美术史上,人们对李可染已经有一些符号性的印象,比如红色山水、写生,现在有很多展览都在呈现这些。“怎么能够展现出新意,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当他与李可染的家人一起整理作品的时候,发现他的家里保留了一些家书,“我开始阅读这些东西,突然眼前一亮,我发现,一个人,他活生生地出现了。”

在丛涛看来,一个艺术家活过一世,留下的不光是作品,也会留下很多痕迹。这些痕迹跟他整个人生遭遇有关,也跟大时代的起伏有关。书信这类东西,不是说给大众听的,是给子女、给身边人的,甚至可能是关于生活里面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恰恰是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到真实活过的一个人。

在一般的艺术展览中,观众通常会面对很多作品,获得审美的愉悦,会看到艺术家怎样创造新的风格,如何在艺术史里面自我定位。而这个展览超越了一般艺术展的范畴。对于丛涛来说,一个伟大艺术家,一定也是那个时代最杰出、最敏感、最有洞察力的人。“在李可染的作品和家书里,我们感受到一个人的智慧,他面对历史、起伏的抉择,是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我希望通过这些东西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知人论画,李可染的人生选择,与他的艺术又有怎样的关系?丛涛提出,在李可染与子女、身边人的表达中,可以看到李可染的人生性格,他处理事情、面对问题的方式,这些与他的绘画是契合的。由此,展览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温情的李可染,丛涛也希望观众能够通过这些,破除概念化的理解,看到艺术家真实的一面。

李冬梅是李可染的孙女,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她坦言,展览筹备的时间并不长,但它背后的酝酿和渊源已经有很长时间。

李冬梅注意到,艺术史学者会特别关注生活细节,在看到李可染第一任妻子苏娥的绘画作品时,他们会关注画面中桌上摆的几本书分别是什么,是从图书馆借的,还是外文版的,由此推断创作者当时的状态和心境。他们会从这些蛛丝马迹的细节当中,去还原这个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史研究者在做的,是让这些艺术经典、艺术家,不仅活在历史中,也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通过每一次展览、每一次呈现,让大家依然能够被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和启迪。”

她表示,这几十年,李可染的家人也在不断搜集、归纳他的文献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可染不只是书本上的名字,他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自己随父亲在1980年代回到北京,经历了爷爷艺术创作的最后阶段。在她的印象里,李可染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他的艺术,“他的儿女们也会抱怨,觉得父亲跟他们相处得太少了。但我后来在整理这些信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内心也有很多纠结,也想尽可能给孩子一些关心。看了这些,我也会重新去认识他。”

艺术史需要更多物料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蔡涛注意到,美术史研究开始出现的一个转型,就是更注重文献、资料、实物,从细枝末节之处解读艺术家的人生,进而去理解他的创作。他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不久前做过的一个展览为例,展览呈现了艺术家刘海粟、刘抗之间的通信,揭示出经典美术史中未曾见过的情怀,也与刘海粟作品中的生命气象产生呼应。他也提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近年做了很多展览,常常从家庭角色的角度看艺术家的心灵史。

曹庆晖这些年一直在倡导“艺术物料学”。他认为当今美术馆有一个问题。例如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大多数是通过展览留下的,“留下来的是作品,只是结果”,“除了结果之外的东西,美术馆不会呈现,也没有意识去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长时间有一个习惯,认为审美就是面对一幅绘画,问它好还是不好、真还是不真。

曹庆晖观察到,而今的艺术市场充满了对作品的期待,以及投资和增值的需求,人们想要了解更多作品背后的故事,但美术馆提供不了承载故事的载体,载体基本上还处在原生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提出,中国美术馆的藏品当中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因为它只要那个结果,没有某一件作品系统的、完整的生产过程。围绕这个结果,艺术家所做的投入——草图、速写、构思的文章,他去过什么地方,待了多少时间——这些都没有进入到公众知识层面。”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要做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的研究,依托图书馆和美术馆,所获有限,而且不够深入。因为美术史的研究和其他历史人文学科一样,不能依靠推论、演绎,只能依靠一手材料。

曹庆晖认为应该把艺术家身上的光环弱化,令其回归到社会当中,“他如何立身处世,包括他的交友,他与父母、妻儿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师承关系,他的所思所想,他的娱乐活动,都值得我们作为一个范畴去了解。”

他以李可染的书信为例:“不用读全文,就看信皮,’李玉霜同志收’,你就知道这是某个特定年代的,那时会称呼自己的儿子是同志。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又回到一个人的亲情层面。在这个展厅,看到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书信,你马上就能进入到一个人的世界里面。”

丛涛坦言,这个展览确实受到“艺术物料学”理念的很大影响。展览现场陈列了照片、实物,包括李可染送给儿子的录音机、给孩子的红包,当这些东西呈现在现场,令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在他看来,用艺术物料学的方式来解读艺术家,其实是在建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顾铮曾经与李冬梅一起重访金陵东路笃行里苏少卿旧居。李可染的岳父苏少卿是上海知名票友,李可染也曾经短暂在此居住。李冬梅记得,他们爬上狭窄的楼梯,沉浸式体验了苏少卿、苏娥、李可染曾经生活的环境。顾铮那天拍摄了一些照片,他相信这些照片可以成为未来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物料。他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当时他们担心打扰居民生活,也没有进房间拍摄,那些数码照片,现在看起来已经觉得像素不够,“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我们有今天的手段,还可以记录下更多东西,也许更有价值,或者里面释放出来的东西,可供解读的内容也许更多。”

两方印章里的转变

20世纪需要怎样的艺术?这是一个贯彻了整个世纪的问题。在丛涛看来,李可染的创作与20世纪中国的处境息息相关,“时代需要一些能够振奋人心的艺术,需要一些更宏大的视觉,需要一些从形式层面更有力量感的表达,这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需要。”李可染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并且回应了这种呼唤,从这个角度来看,丛涛认为,李可染是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优秀艺术家可以很多,而且很多元,一个跟时代合节拍的大艺术家的意义在于对于时代的洞察,他跟时代合辙合韵,他就被时代推上去了。”

蔡涛对李可染较早期的创作更感兴趣。“跟我们后来理解的比较经典化的李可染不一样,1940年代的时候,他主要以古代主题的人物画见长,他的用线也非常流利潇洒。这给我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这样的一个以人物画见长的李可染,后来成为了一个山水画家?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注意到,1940年代,李可染与傅抱石、郭沫若等艺术家、理论家聚集在重庆金刚坡,“在这样一个很多优秀艺术家、非常密集地群居的重庆时代,他们实际上是互相激荡,有怎样的一种对于中国画的思考?”

1947年,李可染在北京拜齐白石为师,蔡涛认为,这是李可染在经历了重庆时代之后为中国画的现代化找到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他开始走遍全国写生,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将国家的气象和意象,包括整个悲怆的历史进程,用图像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形成了让人过目不忘的辨识度。

1954年,李可染创作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蔡涛认为,这两方印章展现了李可染当时的心境:在激烈的时代政治的变动中,如何舍弃自己已经奉为至宝的艺术成就,跟上新时代的变化?这曾经给他带来巨大挑战,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他的答案。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曹庆晖表示,李可染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给而今的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一定得寻找适合时代的艺术形式,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