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遇到经济困难，一般都有人会祭出“开源节流”的古训。传统智慧并不错，只是任何真理都有相对性和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开源节流”也是如此。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乃至于一个政府，在财务上都需要开源节流才具备可持续性。但在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管理上，从宏观到微观都采用开源节流的方式应对经济困难，则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停滞甚至萎缩。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畅流以开源。

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开源节流”

个人、家庭，财务需要量入为出，“入”包括已有的劳务收入、资本收入等合法收入，也包括建立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可预期收入基础上的借贷。因此，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收入的提高。超越未来一定时期内预期收入的过度借贷，必然会导致个人和家庭财务的崩溃。

所以，当个人、家庭遭遇财务困难时，需要开源节流。不过，开源节流并不容易。相对而言，在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节流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可控性。开源则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更取决于社会环境，比如就业机会、升职机会、加薪机会、创业机会、投资机会，甚至“996福报”的机会。

因此，要扩大消费、拉动消费，社会就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开源的机会。所有触动个人和家庭被动节流的因素，都会使消费停滞或萎缩。

开源节流对于企业来说就复杂多了。企业财务发生困难，一般而言就是收入来源增长乏力甚至下降，如产品销售不畅、服务业市场萎缩、企业竞争力下降等，此时开源当然是关键，但会特别困难。如果是市场趋势逆转、消费偏好变化，则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之源已经枯竭，再努力也无源可开，必须转型升级开辟新源。但这需要新的投入。

节流有许多方法，常见的有压缩原材料成本、压降运营成本、冻薪降薪、裁员、撤部门等。改良工艺，减少原材料消耗，是节流的有效途径，但把握不好，很容易变成降低产品质量、偷工减料，导致失去市场信誉，加速收入的下降。降低运营成本，可能会影响服务质量，同样会导致经营的每况愈下。减薪对节约成本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即刻严重打击全员的信心，对开源不仅没有助力作用，反而有很大的副作用。冻薪对员工信心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应对暂时的危机是有效的，但原有人员架构对需要大力度转型升级开辟新领域，可能会比较困难。相对而言，在判明情势的前提下，裁员和撤部门，或许更有利于重整旗鼓开新源。

地方政府和各类机构遇到财务困难，大致与企业差不多。不恰当的节流会造成公共服务的不足与不良。关键是要通过改革职能，减少非公共服务类的职能，简化无谓的流程，从而减少人员和部门，以达到节流的效果。

政府、机构的开源与个人、家庭、企业的开源性质不同，是不能随便乱开开源的口子的。个人、家庭、企业开源，是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开源的。政府、机构，大多数情况下开源是占有社会价值，搞得不好会有损社会价值的创造。地方政府真正有效的开源，是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不增加税种，不提高税率，不增加收费种类，通过各种调节措施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税基的扩大与增厚。

宏观经济管理不能简单套用“开源节流”

以上是分析微观层面针对财务困难的开源节流。政府层面的开源已经触及了宏观经济管理。当遭遇宏观经济下行时，是不能套用微观层面的“开源节流”药方的。这时候如果全社会都“节流”，“开源”就无从谈起了。

公元1049年，范仲淹在杭州当地方官，面对江浙大旱，粮食歉收，价格飞涨，他出了“荒政三奇策”。其一是大兴公私土木之役。动员各地寺庙、官府等趁原材料价格和劳工价格低廉，大事翻修与新建。其二是纵民竞渡。鼓动富豪大搞龙舟大赛、游园庆典等活动，他亲自“日出宴于西湖”，自春至夏杭州旅游业大兴，商贸餐饮业畅旺。其三是增高米价，还沿江张榜，大肆宣扬。各地米商竞相日夜兼程运米进杭，很快解决了饥荒问题，还带旺了运输业。

简单而言，范仲淹是巧妙利用行政力量激活市场机制取得了成功。大兴公私土木，是凯恩斯主义的古代版本，尤其是动员寺庙大兴土木更是奇哉妙也。不搞劫富济贫，而是激发他们花钱以形成市场。面对粮价飞涨，没有开仓放粮、没有打击囤积居奇、没有控制粮价、没有统购统销、也没有行政性的粮食调运和计划分配，还是激发市场机制达到供求平衡。

范仲淹的三奇策，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引来大量政敌的告状：“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范仲淹是深通市场机制作用的。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让市场“畅其流”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落脚点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激发市场活力，使暂时失灵的市场重新发挥作用，而不是以政府挤压市场，甚至以政府替代市场。中国古人说“货欲畅其流”，宏观经济管理的要义，就是要让市场“畅其流”，一定不能“节其流”甚至“截其流”。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现代财政的作用。

对财政的一般理解是政府的理财之政，包括为政府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或财力保障、收入再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但实际上，最后一项属于宏观调控的职能，如果也当作资源配置处理，当作是在为政府理财，这样的认知与操作显然是不符合现代宏观管理的现实的。

应该在法律上、运作流程上清晰区分“为政府理财”和“宏观调控”两项职能。为政府理财，讲究的是资源配置的战略性、效益性、公平性和效率性，是保证政府的有效治理。宏观调控着眼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性，不是理财意义上的有效性。这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着眼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健、流畅，而不是中央银行自身的效益。

财政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畅流开源是原则。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需要通过宏观调控以激活市场，扭转下行趋势，所以激活市场是目标，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在所不论。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如果以资源配置的理念，以为政府理财的方式混同宏观调控的手段，那么即使财政不断加大刺激力度，但市场反应可能依然不明显。因此，在明确区分财政为政府理财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还需要明确财政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目标和手段。

其次，需要关注地方政府不同开源节流手段对市场主体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宏观调控是中央职能，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地方政府行为对财政政策职能的发挥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政府部门的开源节流与个人、家庭和企业的开源节流性质不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不同，需要谨慎行事。政府部门开源手段，主要有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增加收费项目、增加罚没名目等，还有阶段性提高上述手段的执行力度或扩大化上述手段的执行范围。所有这些开源方式，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为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是创造社会价值而增加的收入，而是占有社会价值而实现的收入增加。

即使在经济上升阶段，这些手段的设计都要考虑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讲究的是放水养鱼。

当宏观经济处于下行期，社会经济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地方政府财政有困难，更要讲究开源的艺术性。地方政府的节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地方政府财政理财没有以丰补歉的安排，遇到财政困难时期，一个节流途径是压缩各部门的费用，这会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下降。再一个是停止各类可有可无的建设工程。这方面，如果是尚在计划中的还好，如果是已经建设中的，由于正值经济下行期，项目很难通过市场手段转让，造成巨大浪费。更关键的是，还会导致建筑企业及相关工程供应商的损失，并进一步影响市场信心。

还有一个节流的途径是减薪。表面看，这是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有正面的示范效用，但大面积公务员和体制内人员降薪，由于这部分人都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再加上民营企业的裁员减薪，可以说拉动消费的中坚力量不仅消费能力降低，他们的消费意愿和信心也降低了。这将给经济恢复增长带来更大困难。

地方政府的节流，关键还在于通过改革职能，减少不必要的事项，从而减少人员和支出。

再次，需要关注地方政府开源节流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依据，维护政府信誉和保持良好的营商环境。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实现地方政府财政自我平衡依然是个待解的难题。当在法律上、纪律上解决地方政府无度负债后，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阶段因收入减少出现的财政困难仍待破题。

地方政府必须严肃财经纪律，量入为出，自求平衡，中央不为地方财政赤字兜底，这是一般原则。

在目前地方政府因为经济下行，收入减少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如果让地方政府自求平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如何自我平衡没有规范约束、任其所为，很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宏观上对冲中央政府的刺激措施。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一个地方的所谓营商环境，归根结底就是该地的法治环境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地方政府的一些行为不仅会抵消中央政府的刺激政策，更会严重打击市场和企业的信心。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增收节支行为，需要有法律约束和程序约束，杜绝各种无序罚没、无序收费和无序追缴。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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