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发展逻辑，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海要如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既有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要素市场和健全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支撑；也需要上海以推进人民币计价的全球资产配置中心与资本的资产定价中心为突破口，形成广受国际认可的金融要素集聚平台与国际金融中心气质；更有赖于国家和上海培养和打造一批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生态、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管理工具，有着强烈使命感与国家责任感的战略型金融人才。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多是声誉机制建设

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必备要素。上海在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正对标对表，围绕强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金融要素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金融产品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稳步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优化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积极提升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功能和风险管理能力，做好“五篇大文章”。力争到2035年，基本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纽伦沪”格局。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其内生规律，上海作为国际底蕴深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我国参与国际金融顶层分工的“正印先锋”，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显著加快了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在有效对标纽约和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先进管理经验与国际化的运营规则的同时，植根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的基本国情，将建成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财富配置中心与资本的资产定价中心作为突破口，以高标准的先行先试引领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并在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建设、金融资产定价、资源配置能力、机构集聚效应、高端人才培养以及对外服务能力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尤其在推进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不过，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验与实现路径来看，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国家工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出现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除了历史底蕴、区位优势、营商环境、管理效率与实体经济依托之外，还必须拥有高度发达、国际化、流动性很强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被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的金融气质，即其本身应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包括完善的金融制度与法治体系，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宽松的创新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强大的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全球金融要素配置力的提升早已不局限于一国或地区（城市）本身的努力，而是需要有关国际市场主体的深度介入与合作共赢。因此，上海能否显著提升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能级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以及金融要素市场的深度与广度，还要看包括美西方金融资本在内的国际金融资本会否将上海视作持续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金融高水平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红利的主要平台，以及国际产业与金融资本会否无后顾之忧地将上海作为其在亚太乃至全球价值链管理的枢纽。

因此，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与整体推进，尽管政府的有为至关重要，但另一关键要素或关键变量还在于声誉机制建设。政府往往是在营造金融生态方面拥有较大的行为空间，以及在执行能力保障方面更能发挥关键作用。

战略型金融人才是金融中心建设胜负手

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一国（地区）科技、产出、创意尤其是财富配置与资产定价能力以及国际沟通与协调能力的全面“萃取”。随着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对重要产业和核心科技主导权的争夺，科技、人才和教育日益成为三位一体的核心变量。其中战略型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更是美西方近年来越发关注的关键领域。放眼当下全球科技发展潮流，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相应地，一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战略性人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或地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度。

从支撑金融强国的基本要素来看，撇开建设金融强国的国际政经约束条件以及金融产业自身发育程度不说，战略型金融人才的欠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我国建设金融强国的主要“瓶颈”之一。尤其当人才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时，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和造就不仅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性依靠，更是能如期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胜负手，即战略引领力量。

从纽约、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经验来看，金融人才尤其是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占比乃至战略型金融人才的存量水平和创新活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能级与综合吸引力。所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集聚了大批高端金融人才。上海也汇聚了大批国内外金融精英，近年来加快了金融人才高地建设。截至去年底，金融业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高级金融人才超过800人，金融从业人员持有雇主认可的国际国内资格认证，如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注册金融理财师（CFP）、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等证书超过4万张。

上海对全球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为高端人才提供了富有竞争力的报酬体系，更在于其国际化、开放性、综合性的优势。同时，上海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文化生态等方面均已较为成熟，针对高层次人才的行政、医疗、教育等配套服务不断优化，更加宜居、宜业的营商环境，用独特的软实力、软环境，成为“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不过，与纽约和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规模与层级方面差距明显，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缺口更大。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高端金融人才本身也面临着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升级换代，一些具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专业背景的金融人才日益受到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主体的重视。

但就供给端而言，国内相关教育机构和在沪高校与其他培养教育机构对上述复合交叉型金融人才的培养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在金融领域开展国际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仍显不足，在吸收全球顶尖金融教育资源尤其是生源方面与美欧领先同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整体而言，上海在吸引海外高端金融人才服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还存在配套服务短板，导致真正扎根本地金融机构的顶尖金融人才还不是很多。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在内的沪上知名高校都致力于培养适应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的创新型高级金融人才。从总体情况来看，上海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能级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相形之下，伦敦作为全球最有历史底蕴的顶尖金融中心，其金融服务水平长期位列世界第一，金融教育水平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伦敦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外汇交易中心地位更是多年来无人可以撼动；伦敦还是全球顶尖金融专才和金融创意的集中地带。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占比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伦敦金融行业里40%以上的员工来自海外。

战略型金融人才培养需要多维体系支撑

可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就是战略型金融人才的规模和影响。就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聚集地，如何围绕战略型金融人才培养这一目标，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通过教育、科技、人才和实践的协同融合，服务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新时期的重要使命。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以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纽伦沪”格局为目标，借鉴当年伦敦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集中全英国金融资源的经验，基于国际投资者对上海国际金融气质相对较高的认可度，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多维支持与国际推广力度，吸引更多国际金融资本在沪独立展业，力争在未来十年吸引10万名以上富有竞争力的海内外青年金融专才来沪发展。

建议以“两个先行先试”为着力点，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有序扩大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依托现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分期分批筹建数所包括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理工类高水平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形成吸引全球“最强大脑”扎根上海，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而夯实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综合性人才保障体系。

建议继续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人力资本与职业教育的投资，提高金融行业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重视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强化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数字经济、跨境投资、风险管理等领域高素质金融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

建议在对国内金融体系与市场主体以及海外金融资产进行全面“体检”的基础上，筛选出一批种子选手，参照贝莱德、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顶尖金融机构的核心财务指标与竞争力要素，对标对表，力争在2030年之前培育出一批能与上述国际顶尖金融机构相抗衡的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建议加快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国际金融竞争生态、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管理工具，有着强烈使命感与国家责任感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建议特别优秀的战略型金融家可以适当延长服务年限，以让其能富有归属感地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建议加大全球金融治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中心声誉机制变化的动态追踪研究，提升重大国际金融议题的设计与创意能力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

[作者系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